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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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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琥博士生导师。1957年生于江苏省南京市。1985年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工艺美术系,获学士学位。1990年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工艺美术系,获硕士学位。2003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专业,获博士学位。从...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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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世传薪 福文祉华 ——王琥等人深谈沈福文

  在很多人的心目中,传统和创造是一对矛盾,但事实并非如此。应该看到,传统是被保留下来的创造性价值的集合,而真正的创造就是那个能够成为传统的价值。所以,传统和创造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没有创造就没有传统,而不入传统则不成其为创造。本期[时代人物]介绍的沈福文和[本期名家]介绍的李云集,就是在传统基础上有所创造的艺术家。随着外部环境的不断变化,传统也会遇到新问题。本期[现象]栏目邀请了几位专家讨论手工艺个体经济的生产规模——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实际上也是一种创造。

  丛玲玲(以下简称丛):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中国逐渐兴起机器生产方式,严重冲击了传统工艺沿袭了几千年的手工制作。漆艺作为传统工艺的一个重要门类,自然也难逃厄运。1900年巴黎的万国博览会中出现了日本精良的漆器,引起欧洲人的注意,到了1925年举办的第二届巴黎万国博览会上,就已有大量经过改进的欧洲新型漆器参展。这种境况引起了当时国内一批学者的关注与忧虑,时任国立艺专教授的雷圭元发出了“反顾我国,此类工艺日趋消沉,岂不可惜”的叹息之声。同任国立艺专教授的陈之佛和刘开渠则认为除了士大夫阶层轻视技艺、社会风气和经济条件不足,主要在于从事这一行的人墨守成规,未能继续追求高深的制造理想。

  沈福文先生在上个世纪30年代从日本回国以后,就做过一系列漆艺展览,引起了震撼,使漆艺在中国美术领域占有了一席之地。《中央日报》、《华西晚报》等报纸均有专题报道或辟专栏刊载沈福文漆艺展览的评论文章,成都的文摘杂志《展望》甚至把沈福文的漆器与张大千的国画、刘开渠的雕塑合称为“成都三宝”。解放后创办四川美术学院,开设了漆艺专业。可以说他已经桃李遍地,为中国漆艺的发展培养了大批专业人才。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怎样来看待沈福文先生在漆艺方面的作为,是我们这次讨论的主题。

  乔十光(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以下简称乔):沈老是我创作生活中的朋友,也是我尊敬的前辈。我认为他的贡献最主要体现在漆艺教育和创作方面。他首先在中国高等艺术院校建立漆器学科,过去都是师傅带徒弟的传授方式,从他以后改成了学校的正规教育,使得漆艺传承在方式上现代化了,中国漆艺也因此获得了相对稳定的传承。

  王和举(福建省工艺美术研究院高级工艺美术师,以下简称王):我是沈老的学生,1956年至1959年就读于西南美术专科学校(四川美术学院)工艺美术系漆器美术设计专业,毕业后一直在福建地区从事漆艺创作、研究工作。我也认为沈老的贡献还不只是在漆艺创作方面,他主要的贡献还有把原来这一民间的传统文化引向高等教育,这件事情是以前没有人做过的。从此以后,才有高级知识分子加入研究漆艺的领域。沈老在教学中很注意理论和实践的结合,有意培养我们主动积极的创作意识。他开的课主要是实践方面的课程,牵涉到一些历史的东西。我们学校有一个漆工厂,其他专业没有这个条件。我们的实习课就是在漆工厂里进行的,他会经常来亲自指导。

  陈恩深(四川美术学院教授,以下简称陈):我于1974年到1977年就读四川美术学院工艺美术系漆器美术设计专业,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我曾跟随沈老及他的多位学生,如杨富明、何豪亮、萧连恒等学习漆艺,我也认为他最重要的贡献是把漆器和漆画艺术带入高等艺术教育中,把漆文化进行形而上的高拔。他在漆文化方面的功绩,是其他人所无法比拟的。

  丛:据我了解,这是个很艰辛的过程。1938年夏,沈老与好友李有行、王曼硕、雷圭元、庞薰、赵太侔在成都创办“中华工艺社”。后在四川省教育厅的支持下创建“四川省立高级工艺职业学校”,后更名为“四川省立技艺专科学校”,设漆工、染织、图案、绘画、家具等专业。1940年秋四川省立技艺专科学校与四川省立戏剧学校合并后改名为“四川省立艺术专科学校”,增设艺术科、建筑科与音乐科。这样,沈福文正式将漆艺带入了中国高等艺术教育中,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漆艺教学中培养了一大批现代漆艺的后继者。几年前,我在做沈福文专题研究的时候,曾经去福建、四川、重庆、南京、上海等地,有幸看到了他的多件作品。在走访多位沈福文的后代和学生及对资料整理之后,我觉得沈福文可以说是这个危难时代升起的一颗星,他亲力亲为,创办现代式的中国漆艺教育,照亮了中国传统漆艺的现代发展之路。

  李燕(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沈老在国立杭州艺专读书时期是一个思想激进的进步学生,当时我父亲李苦禅任该校教授。我曾系统整理过父亲的历史资料,对此略知一二。我父亲在国立杭州艺专任教的1930年至1934年间,学校的政治氛围紧张,当时一些学生受共产党左联影响较大,思想比较激进,还成立过“一八艺社”。沈福文先生当时在学校是比较突出的一位进步学生,我父亲说他“革命得彻底”,因为他言谈话语十分激进,甚至在不应该表达观点的场合也要表达出来,几次被学校当局怀疑并被查问,我父亲多次出来帮他说话,甚至在学校当局警告沈福文“这样下去就要被开除”的时候,仍旧出面替他辩解。可是沈福文矢志不渝,以至于我父亲替他辩解都不大起作用,最后还是被学校开除了。

  沈福文在被开除后,我父亲凭着一些关系介绍他到北京来。但是沈福文到了北京之后还是很革命。北京的政治氛围更紧张,对进步学生更警惕。后来我父亲就说:“福文啊,你走吧。”这三个简单的字在当时的意思就是:“找你们的人去吧。”实际上就是鼓励他到解放区去。沈福文一直很感谢我父亲对他的帮助。后来沈先生每次到北京办事,都会到家中探望我父亲,我对他的印象比较深刻,他们经常一起回忆过去那段紧张而丰富的历史。

  我曾看过一份文革时期调查我父亲的文件,沈福文亲笔写的对我父亲那段历史的证明。他就在里面讲到:“……说我已经被学校默退……我很清楚,一定由于我参加‘一八艺社’,遭到国民党的迫害。由于我深知李先生的为人,便迫不及待地去找他……他知道后甚为愤怒,立即展笺提笔,书信给杭州艺专当局。表示担保我没有任何‘越轨行为’,意欲为我挽回学籍”。1999年我去四川找过他拍摄关于我父亲的片子,当时他身体很虚弱,已经不能说得很细致了,只是含糊地重复一句话:“苦禅老师好啊,他好啊。”

  丛:沈先生出生于“书画艺术之乡”的福建诏安县科下村,少年时期接受了系统的中国画教育,青年时期又在杭州国立艺专和北平艺专接受了西式美术教育,培养了进步的美术思想。他在早年接受过系统的国画与西画训练,在他日后的创作中可见其影响。就如李教授所讲的,沈先生自青年时代便显现出革新、不屈的精神,后来化为创作上的探索激情,一直流淌在他的生命过程中。

  乔:20世纪40年代他和常书鸿结伴到敦煌考察写生,发现敦煌图案的神秘、含蓄、旧损很适合用大漆来表现,回来后便把敦煌藻井、壁画图案融入漆艺创作中,创作了一批敦煌图案的漆艺作品。要知道当时那些图案看上去都老得不得了,没有太多人去关注,他这么一弄马上就出新了,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和喜欢。20世纪50年代,创作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一系列磨漆画像。其中《毛泽东》被国家外交部作为珍贵礼品赠送给朝鲜人民共和国,保存在平壤博物馆。后来他的《金鱼盘》、《跳鹿盘》及其他结合敦煌图案的几件作品被列宁格勒博物馆和莫斯科东方博物馆收藏。

  陈:记得当时上课时沈老经常来亲自教,他更多是宏观上的把握。比如说我们在上技法课的时候,几个老师都在教,还有工人,他会过来看一看,指导学生哪里做得不好。他非常提倡搞艺术要避免纸上谈兵,要尽可能地去实践,鼓励我们大胆地去创新。1996年在北京参加漆艺展,沈老要和我一起写一篇文章,发表在《美术》杂志上,我写好后给沈老看,他说:“这里面有一种战斗力,很好,怎么可能是我这个老夫子写出来的呢!就只署你自己的名字好了。”他还曾经对我说了一句话,让我终生受益:“小陈,你要记住,你永远都只需要说你自己的看法,不要说别人的。不要去做类比。”从这些小事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作为一个艺术家、一个思想者的谦怀和激情。

  丛:在20世纪40年代刘开渠、庞薰、常书鸿、宗白华、徐悲鸿、郭有守、范纪缦等,都曾在文章中对沈先生这批采用敦煌图案的作品赞赏有加,说他引用古代各时期图案花纹到他设计的漆器里,使我们又能有美丽的器皿点缀生活,这是值得兴奋的事。可见这种现代人不会特别重视的图案移植,在审美匮乏的当时具有独特的创新意义。

  王琥(南京艺术学院教授,以下简称琥):我于1981年至1985年就读于四川美术学院工艺美术系漆器美术设计专业,毕业后在南京艺术学院承担漆艺专业教学任务。我认为沈老在继承传统的同时也有创造,比如日本一直没有解决的脱胎漆问题。他在四川美院的时候比福建本地还早就做出了这样的漆器,工艺上很出色。另外在漆艺语言的丰富上,比如运用莳绘工艺等方面,沈老的贡献是独一无二的,是无人可比的。沈老在把外国的东西怎么样中国化的问题上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启示,这一点特别值得我们后人学习。他既有自己的文化主张,也有自己的艺术主张,又有很深厚的民族意识。我们一辈子都面临着这个问题:既要努力向西方学习,又要解决好中国化问题。解决不好中国化问题,只能说明学到的只是皮毛。

  丛:大家谈得很精彩,说及沈先生创作中的继承传统、开拓创新,以及艺术的中国化问题。我想,的确如王琥老师说的那样,艺术家最珍贵的就是艺术主张与民族意识的相互融合,这一点在沈先生身上还有另外一个很好的例证,也就是他的理论专著。在长期的实践中,沈老总结了中国漆艺发展历程,编写了《中国漆艺美术史》、《漆器工艺技法撷要》、《中国髹漆工艺美术简史》、《四川工艺美术选集》等,其中《中国漆艺美术史》一直到现在还是很多高等院校漆艺专业的重要教材。

  王:《中国漆艺美术史》这本书的确很好,由他来写这本书最合适。因为他最权威,也最内行。比如说当时福州有几个漆艺大师,现在已经过世了,漆艺做得很好,但是他们是搞生产的,没有理论上的探索和总结。而沈老,他是既有实践,又有理论,所以由他来写这本书是最合适的。全书按历史朝代介绍了中国漆艺的继承与发展的情况,对每一历史阶段的漆艺装饰技法和艺术风格的衍变作了概括的介绍和论述。还对我国明代髹漆工艺专著《髹饰录》的章节加以全面介绍,并对其主要名目,分别加以解释,也对我国现代各地区的漆器工艺的历史概况,以及各自的漆艺技法、风格、特点、品种等分别作了概括的介绍。

  琥:这是第一本规范的《中国漆艺美术史》,总结了一系列的漆艺技法,其中有他创造的,也有他引进的。为了编写一本系统、全面阐述漆艺历史发展的文献,沈老经常去访问朱家轪、王世襄等漆艺研究专家,到各大图书馆和资料中心广泛查阅资料,同时以解放后发掘出的大批精美古代漆器作为实物的佐证,最后编写出了这本书。

  丛:之前的文献中虽有不少关于我国漆艺的记载,但都是某一部分的专题论述或散记,叙述得也比较浅显。而且,我数了一下,王世襄所著的《髹饰录解说》中,对沈福文总结出的关于漆艺制作的原料、工具设备、工艺过程及装饰技法有23处引用,作为此书论述过程中的重要佐证。

  沈先生一生经历丰富而坎坷,由于各方面原因限制,我们无法对他的所有方面都展开充分讨论。比如他对民间工艺美术的挖掘整理,在中国画、书法、油画、水粉、版画等其他方面的探索。就漆艺而言,综合大家所言,他是时代造就的做出了突出贡献的人物,他被称为“中国传统漆艺的传薪者与近现代漆艺的奠基人”,是当之无愧的。